虽说是同事，可我一直视她为自己的老师，是我初上工作岗位上并肩的老师。那时的办公室条件要比现在的好，四个人一间面对面坐着备课，办公桌很大，除了学生的作业本，还能放得下自己的笔筒、台历，抽屉里有秩序的摆放着自己的书籍和教案，大的写字台每天都会擦一遍，阳光照进来温暖如家，可惜那时候年轻，除了认真教课备课，很少做自己的研究，现在研究的东西多了，反而没了这样宽敞的办公室，书籍都堆放在家里，搞得家里到处都显得乱。徐老师便是那时候我邻座的老师，那时的她40多岁的样子，典型的上海人，清秀舒展，师德人品在全校都是一流的，在她的身边工作便有一种约束：不敢有半点马虎。但她身后却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来自家庭的：长期卧病在家的丈夫和两个上学的孩子。

     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她喊我去她家里吃馅饼，一直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我肚子里没多少油水，那几张馅饼得香甜使我下决心自己学着做饭，恰好单位分的米面和食油，我便在煤油炉上开始了我的第一顿饭，那只炉子后来扔到哪里去了也不得而知了。逝去的岁月如那些年月的雪花，在已寒冷的冬天变得越来越少，也越显弥足珍贵。曾近一起共事的单身的朋友也都走向了各自的方向，即便相见也话少了，笑声快乐都不多见了。后来徐老师退休了，办公室也因合校逐渐消失，老师们的相见只有在课间几分钟的寒暄，但明显的增加了太多的陌生感。

      徐老师的家离学校很近，但我去的次数却很有限，不是不想，实在是挤不出时间和精力，去过几次依然聊得投缘，多数是有事情顺便坐一会儿，她喜欢吃奶酪，我有新鲜的便送给她一些，她这时已是一个人寡居，丈夫过世，孩子都成家立业，她选择了自己独立安静的生活，精心读着余秋雨的全集，她说是女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生活清闲了，身体却不断遭病魔的侵扰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每天都要吃药，我从上海回来才知道她也才做了眼底手术从上海回来不久，她胖了些，却也明显的老了很多，那只病眼明显的红肿着。

      前几天又听说她住院了，半身不遂！我急急得跑去医院看她，护工在替她按摩，右半身不能动，说话还清晰，依然冲我笑着，头发全白了，右手扎针处青紫一大片，我替她揉了一会儿，虽有些温度，却也发凉。手背上斑斑点点，皮肤松懈，才60几岁的她过早地苍老了。

     回来的路上，我不想坐车，在寒冷的冬季想一个人散步。

     走累了，我躺在床上看《读者》，杨绛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“我站在人上边上，向后看，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人活一辈子，锻炼了一辈子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。能有成绩，就不是虚生此世了。向前看呢，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。”